新闻公告
首页 · 正文

学院新闻

2007年自然辩证法发展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日期:2007-07-27   点击数:  

为纪念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全文进入中国七十五周年,回顾自然辩证法事业在中国五十年来的建制化发展,展望自然辩证法学科的未来走向,2007年4月20日—4月23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辩证法史专业委员会、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在西南交通大学联合举办了以“历史回顾与未来走向”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此次大会收到来稿30多篇,来稿内容涉及科学技术哲学当前研究工作的诸多方面,既有对专业领域研究中出现的问题的探析与厘清,如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基础问题、注重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的价值、解读马克思著作中关于技术思想的观点等等;也有对学科建制发展的关注,既给出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全景描述,又指出了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隐忧。来稿内容还包括对科学技术哲学人物的研究探讨,如查有梁的“杨超对自然辩证法的贡献”,陈光的“于光远与西南交大” 等;科学技术哲学史的研究当前研究中比较薄弱的部分,在会议来稿中也有涉及。

    本次研讨会于2007年4月21日正式举行,会议内容包括“主题报告、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两个正式环节,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四十位科学技术哲学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与会代表发言积极、观点鲜明,讨论热烈,高潮迭起,为科学技术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更高一层的理论平台。现在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一、明确科学技术哲学的基础

   科学技术哲学是一个以科学哲学为基本理论的哲学二级学科,是在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群。简要地说,它是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刘大椿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基础作了高屋建瓴式的陈述。

    他指出,科学哲学发展到今天,其哲学背景已有极大变化,即:一方面,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发展,正统科学哲学内部发生了重大的理论演变;另一方面,在20世纪中叶以后,现象学方法、后现代性的“解构”方法向科学哲学渗入。这样,存在论以及语用学、语境论,共同开辟了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视域,科学世界和人的生活世界成为科学哲学研究不可忽略的论域,各种方法和理论都在显示其某种合理性。当代科学哲学是在原有基础上、并有广阔的视域下,对科学做出多侧面的理解、评判或辩护的。

    但是,科学哲学仍然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基础理论。近代以来,在思想史上,科学技术哲学与哲学的认识论转变、语言学转变关系极其密切,并且以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20世纪的逻辑经验主义的两次哲学运动的形式,对整个哲学和人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当代,它又以历史主义、社会学化、后哲学文化的面目,从致力于确定性的寻求、为科学技术建构经验和逻辑的可靠基础,转变为热衷于对一切绝对化倾向和基础主义的解构;从偏爱行动、追求可操作性目标,转向对某种文化体制的诘难和社会批判。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形成了五个主要的分支学科,即: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以及科技思想史研究。

    成素梅进一步指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与科学思想史研究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或前提,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或重点,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属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延伸或应用。王前同意刘大椿和成素梅的看法,但他认为,有些技术哲学问题是不能从科学哲学中推导出来的。因此,搞科学技术哲学的人应该懂技术,有一定的技术背景。

二、注重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价值

    科学技术哲学的前身是自然辩证法,这是以介绍研究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为主要任务的学科及学科群体。毋庸置疑,《自然辩证法》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木之根本,水之源泉。张国祺认为,“到现在自然辩证法还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一个没有完成的环,所以今后更加要努力建设它。我们为了解答现实的问题,当然应当注意现代自然科学之惊人的发达水准,但也不能忽略确立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基础工作。”(陈晓时《自然辩证法》)而王德胜则明确指出,我们应当明白立足点,《自然辩证法》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安身立命之本,我们不能放弃,而应“巩固根本,发展事业”。他建议要组织力量重新翻译,重新解说、整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原稿,并继续出版此书。要注意搜寻1926(德)、1929、1935(德俄文单行本)、1941以及1973年版本的《自然辩证法》。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现状、学科建制与发展

   对于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现状、学科建制与学科发展情况,成素梅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介绍。1.在机构设置方面,(1)研究机构包括:由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组)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或中心;科学哲学研究室等。(2) 三大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及科学技术与辩证法(没有更名,但是内容栏目设置与科学技术哲学一致)。2. 在研究内容上,(1) 科学哲学方面,包括:认知科学;量子力学哲学;生命科学哲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新经验主义与自然主义等等。(2) 技术哲学方面,包括: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关系研究等等。(3)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方面,包括:可持续发展;知识经验;科学发展观;建构和谐社会;建设友好环境等。3. 在学科建设中,着重强调加强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基础训练与队伍建设,强调在与国际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研究保持相一致的条件下,努力在观念创新与方法创新等方向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是非常迫切而重要的。

    金吾伦指出,目前我国的研究工作依然存在着“三多三少”现象,“即:证明西方学者提出的假说和理论的研究多,提出我国自己的假说和理论少;单一学科封闭式研究多,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少;模仿性研究多,独创性的成果少。”(白春礼: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叶平认为,自然辩证法既是一门哲学门类的定向理工科研究生教育的学位课程,也是专业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或科学家开展科技哲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对于这门学科而言,它应当随着科技发展不断地改变“形式”,也应当贴近科学技术实践反映科学活动的活的思想和活的灵魂。然而在目前的教学过程中,理工科的自然辩证法教学哲学化严重,教学内容不够丰富、生动,很多研究生没有理论背景,师生关系很尴尬。在这种情况下,叶平指出,分析分析问题的程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提出问题”。在科学技术哲学已进入经济、社会、政治领域主战场的情势下,要对研究生的科学思维(新、奇、特)进行基本的训练,要促使研究生要融入社会。自然辩证法应当体现时代性和生动性特征。

三、老资料新问题——“马克思的技术思想”

    马克思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也是近代一位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在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贡献,建树颇多,为后世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王伯鲁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深入研究指出,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丰富的技术哲学思想,而以往对马克思的研究中,其技术思想往往被忽视。近年来,虽然有不少学者的研究工作涉及到这一问题,但由于受学者们狭隘技术观念、学科背景、所掌握的马克思文献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影响,这些研究既不深入,也不系统全面。在当代哲学“技术转向”的大背景下,有必要走进马克思的技术世界,系统梳理马克思的技术思想,还原、再现、重新审视和全面理解马克思的技术思想。

王伯鲁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或“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提法上存在争论,而应该用“马克思技术思想”代之。因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可视为“马克思的技术思想”的高级形态,其理论性、系统性和逻辑性远远高于后者,是后者成立的充分条件,而后者只是构成前者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与“马克思的技术哲学”就好比是金矿与金子之间的关系。在有关马克思的文献中,马克思使用了众多“技术”的下位概念来述说技术现象,即往往在特殊技术系统中言说技术的构成单元、运行机理与多重后果等,而很少运用抽象统一的“技术”范畴进行概括和述说。因此,“马克思的技术思想”提法较之“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或“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更易被接受。

梳理马克思技术思想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甄别马克思的技术思想及其相关文献。王伯鲁认为其实这是技术划界问题的特殊表现形式,在持不同技术观念者的视野中,所看到的马克思技术思想或技术文献是不一样的。马克思对技术现象的分析或对技术问题的思考,相对集中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散见于其他著述中。在狭义技术视野中,马克思的技术思想文献相对较少;而在广义技术视野中,马克思的技术思想文献众多。

最后,他指出,在解读马克思的技术思想时应遵循这样的原则:以文本为本;树立历史观念;由内及外的解读序列;系统梳理,客观评述;兼容并蓄,鼓励争鸣。

四、会议涌现的新观点

   在会议的发言与讨论中,金吾伦的“生成整体论”,刘仲林的以创造哲学为核心的广义自然辩证法的探索,以及文兴吾降低科技发展的“重心”等提法或观点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金吾伦借用学习型组织创始人圣吉最近提出的U型理论来说明新思想新见解的诞生,提出了自己的“生成整体论”。他指出,新思想的生成是创新的第一步,也是我们踏上新旅程最重要的一步。我们不能不关注这一步。因此,他认为,“生成整体论”是一个极富前景的研究纲领:超载还原论,走向生成论,是哲学世界观的重大转变,应该得到重视。在论及“生成哲学”与“过程哲学”之间的关系时,金指出,生成哲学是一个动态过程,更强调本体层次,而过程哲学则更多地强调实践层面。

    作为一个文理交汇的领域,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科技与人文、大众与精英关系中起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对中国文化转型和新文化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刘仲林指出了拓展以创造哲学为核心的广义自然辩证法的探索。他指出,中国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和实践,是在中华民族经济、文化、政治改革,特别是文化转型的背景下展开的。我们不应以传统的三大块理论或引进西方科技哲学理论为满足,拘泥于细节或实证性应用;而应在中华经济、文化、政治变革的互动中,从跨学科的大视野,推进自然辩证法理论的创新探索。应加强对现代科学创造的动态过程、心理机制、思维方式、环境因素等的研究;加强对中国哲学的 “道”、意会认识、思维方式等研究。总之,应拓展以创造哲学为核心的广义自然辩证法的探索,为中国新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应当说,这是一次高水平、高规格的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界的对话,它不仅为我们清扫了学术研究的障碍,正如刘大椿所说,“在中国,它在几个关键时期,都是思想解放的先驱、开放的窗口、现代化的切入点。但是,近年来,伴随着哲学的边缘化,科学技术哲学界也有诸多困惑。甚至有想迭出怪招,模糊它的哲学身份,以图别开生面的。然而终不能不面对现实,虽然见解分歧颇多,却必须首先自理门户,方有披荆斩棘之可能。” 更为我们呈现了发展中的科学技术哲学的前沿全景,也正如任定成所指出的一样,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要更好的发展,要与国际接轨,则必须进入科学技术哲学的话语系统,“没有进入话语系统,说话就没有影响力”,这也许是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哲学未能形成蔚然之势的被忽视了的原因之一。总之,这是一次高规格、高品质、尖端式的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研讨会,这样一次开放的学术对话,不仅有助于“自理门户”,更必将对今后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